夏令营的人数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大约有60位同学吧。不过行程依旧历历在目。白天，都是参观。首先去了北京最好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君合律师事务所，听几位律师介绍了自己的工作；然后去了法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中国分部，听了国际律师协会亚太分会主席陶景洲律师讲述自己的作为第一批公派法国留学生的传奇人生；接着去了北京市第一人民检察院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分别聆听了检察官和法官对于法律法学的看法认识。这些参观学习使得我对法律这门学科以及未来的职业道路有了一个最直观的认识。不过，这些都不是使我坚定信心学习法律的原因。使我下定决心的，是一个人而已。他就是贺卫方先生。
北京大学，毫无疑问是“很大”的。不过大学之大，显然不能仅仅以占地面积而论。否则以加州伯克利这样的弹丸之地，怎能跻身世界超一流大学的行列？所以，还是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一语点睛： “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 贺卫方，毫无疑问，就是这么一位大师。
夏令营，白天参观，晚上听课，听北大法学院的几位教授讲述一些最基础法学理念。其中，第一堂课就是贺先生上的，题目是：什么是法律。贺先生就是我心中完美的大学教授，挥手言谈之间尽显翩翩风度，儒雅之中又充满激情。后来得知，北京大学每年的十佳教师都有贺先生在列，真是名不虚传。当然还有那传奇地挽留贺先生的佳话：1998年，因不满职称评定，先生决定离开北大前往清华。北大法学院数百名学生签名上书： “先生若有八分的离意，我们将尽十分的努力；先生若有十分的离意，我们将尽万分的努力，目的唯有一个:先生，请留下！”
行文于此，想撇开一笔，表达一下我对贺先生的敬意：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在中国法学界就是一个符号。自从1998年在《南方周末》发表《复转军人进法院》一文，引起轩然大波，并引发大家对中国法官制度的思考之后，贺先生一直都是中国司法改革坚定的支持者，是顶着滔天巨浪为宪政，民主，法治布道的战斗在最前沿的无畏勇士。贺先生不是一个书斋式学者，而是一个关怀现实的行动者。而这正是中国所缺少的极具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当代中国，鲜有人能像先生这样，在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英雄”同时，成为另外一些人忌恨的对象，甚至是“眼中钉”，欲拔之而后快，比如说那曾经哗众取宠的《不处理贺卫方就是北大党委叛乱》的胡言乱语。面对困难，先生似乎从来没有妥协过，总是能用他优美的文笔和激情的演讲，一次次回应着挑战，一次次迎接着胜利。但是悲剧在于，先生的胜利，不过是理念上的胜利，而国家权力毕竟还是难以抗衡。于是先生想离开政治风浪的中心北京，前往钱塘江边的浙大法学院，一个号称着“教授治校”的地方，结果，浙大出尔反尔，由于“压力”不愿接受先生。江湖流传，浙大一直承受着来自浙江省委的压力，而很明显，浙江省委的压力来自中央。好在北大法学院还念有旧情，重新迎接先生返校。不过却把先生派往新疆，一个网络都不通的地方，支教两年，颇具“发配流放”之意。“南下受阻又西去，命途无定鬼神使，天山白雪映夜窗，庄子孟子石河子。”这是先生抵疆之后的一首小诗，很无奈，也很平静。好在，先生的博客还在一直更新，还在为中国法治的黑暗之处点亮一盏盏蜡烛。于是，我们这些法科学生们，不时地，还能从先生的文笔下感到希望，收获信心，不忘理想。苍天有眼，只愿先生平安，并一如既往的坚强。
笔锋回转，回到当年的课堂上。先生从法学历史开始说起，说到法律和医学，神学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三个学科，然后娓娓讲述着几千年的法律最基本的思想，幽默，生动。先生的介绍是非常浅显的，却是极其有趣的。于是，在那堂课上，我正式对法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之后的几天，还有吴志攀等几位知名教授的授课，但是已经不影响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一定要学法律！
当时，没有敢下决心说：我一定要来北大法学院。一方面因为自己实力确实不够，另一方面，因为自己兴趣爱好太多，始终无法把精力完全放到学习上。高三的时候，我一边准备着高考，一边开始阅读一些法学入门书籍。之后，全省排名模拟考，我发挥一般，结果排名仅仅在30名左右。当时就觉得，北大没戏了。于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武汉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都纳入了我的考虑选择范围。
2002年7月7日，决战的日子到了。早晨起床，我换上了“未来法律人”夏令营的T恤衫，在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音乐中吃完早饭，精神抖擞前往考场。考试时状态很好，两天四门考试转瞬即过。之后就是估计分数，填报志愿，等待成绩。我虽然很想去北大，但是综合考虑之前的全省排名模拟考成绩，加上高考估计的分数，父母都认为还是稳重一点好。我最终没有选择北大，而选择了人大作为第一志愿。作为中国顶尖的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大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高考分数出来了，我们全家都吃了一惊：我居然是云南省文科第五名，语文单科第一（144分，满分作文——我根本没想到作文能写这么好，估分少估了15分）。从此我相信，做事的时候，乐观一点，有一个坚定的目标，有一种精神的寄托，人的潜力，真的很强大。
于是，与北大法学院擦肩而过，我来到了人大法学院。很多人，包括父母，都问过我这个问题，后不后悔没有去成北大。我当时肯定是有点后悔的，因为自己稳重守持不敢冒险。但是，到人大之后，我才渐渐发现，冥冥之中，一切原来已有安排。人大法学院，才是真正和我的风格相辅相成的地方。或者说，我现在思考问题的方式，行事的风格，都是在人大形成的。当年要是去了北大，现在的我会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我。
以青春的名义，我将要开始诠释我的大学。2002年，金秋九月，人大，我来了！
